朝阳律师协会《提请全国人大保持执业律师的法庭豁免权》提出书

  对于扰乱司法公正的行为,2015年1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颁布施行,其中第三百零九条规定:“有下列扰乱法庭秩序情形之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殴打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的;侮辱、诽谤、威胁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不听法庭制止,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很明显,律师是诉讼主要参与人,所以殴打律师涉嫌犯扰乱法庭秩序罪。

(四)有其他严重扰乱法庭秩序行为的。”

“四中全会”以来,国家史无前例地倾注于全面依法治国的建设,特别是以“庭审为中心”的司法改革,引导控辩审三方都以“庭审为中轴”,要求各方在法庭上完成所有诉辩目标,尽量让人人都能在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样一来,势必控辩审各方均力图将所有精力用在法庭上,竭尽所能的去完成自己的控辩审职责,那么,诉讼资源的分配必然就会成为一种交集。很多案件,由于人数、时间、环境、时事等诸多原因,导致有限的法庭资源几乎无法保障每一个诉讼参与人同等的法庭权利,特别是与日俱增的案件数量已经压得法庭窒息的情况下,为了获得公平的法庭资源,执业律师作为一个专业的诉讼参与人,必然要据理力争,为当事人争取公平的机会,然而在他拟为当事人全力争取权利的时候,却受制于涉争法条,必将裹足不前,懈怠而为。则当事人就无法感知到公平正义所在,就会造成当事人直接向法庭索权,这样就大大增加了法庭的各种负担,庭审矛盾由此骤增。然而,执业律师基于法律人的共享概念,能言简意赅的阐明观点,有效地避免了法庭与当事人的直接纠结。显然,赋予执业律师言辞自由的豁免对于法庭来讲意义非同寻常。同样,在刑事案件中,抗辩双方都会视法庭为己方唯一机会,都会尽一切可能来阐释自己的主张而试图说服对方,让法庭作出更加接近于正义的裁判。这样一来,法庭论辩所产生的效果一定是极其强烈的对抗。由此,未来以“庭审为中心”的法庭,注定不是一个安静的教堂。因此,如果我们在立法时只偏重于法庭秩序的维护而忽视了律师的诉讼权利的保障,以“庭审为中心”的基本精神将不复存在,其目的也很难实现。内蒙呼格案其辩护律师的沉默式辩护,给了每个法律人一个警醒!想想未来,会有多少律师会在今日争议条款下选择沉默!

  事发当晚,湖北荆门警方向媒体通报,中午12时许,巡逻民警抓获一人,晚上9时,一名涉案人员向警方投案自首。

四中全会决定为全面依法治国指明了方向,规划了蓝图,令全国人民鼓舞。然而,遗憾的是,近期全国人大公布的《关于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的说明》(以下简称《说明》)的第三十四条和第三十五条中,增加了对律师个别违规执业活动的刑罚,不仅与四中全会确定的司法改革方向背道而驰,而且将危害整体长远的法治体系的构建。

如果拿掉确有困难,就请对该条文进行全部列举式规制,将“不应当公开的信息”用明确归类的方式让刑法的确定性原则在该条文中得以充分体现,同时还要赋予一个期间。

  记者是揭露真相的战士,律师是维护正义的使者,殴打记者和律师无疑是对公众权益和法律法规的践踏。作为两个比较特殊职业的工作者,对其施以暴力行为只是“故意伤害罪”那么简单吗?

四、没有规定各级法院的处罚权限,容易导致相应刑罚被滥用。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各个地方、各个层级的法院审判水平参差不齐,法院判案不同程度地可能会受到的外力干预,而相应的刑罚后果又非常严重,如果不审慎分配处罚权限,可能会导致处罚滥用,大量律师被吊销执照的可能,这将有违刑法的谦抑原则,亦将会影响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为此,我们谨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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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没有区分民事惩戒和刑罚,一律入刑;同时对于如何定罪缺乏明确的客观适用标准,规定模糊,入罪的可能性大,可能被滥用,容易成为“口袋罪”,有矫枉过正的之虞。对于违反《草案》第308条、第309条的有关行为,在国外一般称作“藐视法庭”。国外对于“藐视法庭”的构成要件、处罚标准、量刑依据等都有明确而清晰的规定,或者有根据多年来积累的判决形成的详细而明晰的规定。而《草案》中仅对构成犯罪的行为类型作出了规定,同时一律入刑,并未针对其严重程度、是否故意分别制定相应的惩罚措施。例如《草案》中规定“侮辱、诽谤、威胁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不听法庭制止的”即可入罪,一方面对于侮辱、诽谤、威胁的程度和认定比较主观;同时“不听法庭制止”规定模糊,即到底是“使用同样的行为被制止后又重复之前的行为”,还是“在被制止后停止之前的行为,又在之后又有新的被认定为侮辱、诽谤、威胁的行为”,缺乏客观标准,很容易入罪,使得律师在整个庭审过程中如履薄冰,一言不慎就有可能被认定为侮辱、诽谤和威胁从而入刑。

众所周知,立法者为了保障“法庭”的公允,特别设立了律师执业的法庭豁免,可是,在这里已经悄然下架。我国已经批准加入的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16.各国政府应确保律师(a)能够履行其所有职责而不受到恫吓、妨碍或不适当的干涉;第20.律师对于其书面或口头辩护时所发表的有关言论或作为职责任务出现于某一法院、法庭或其它法律或行政当局之前所发表的有关言论、应享有民事和刑事豁免权。其实,律师群体需要的,只是这么样的一个“执业生态”。

  记者被关太平间殴打

上海政协常委胡光:将律师执业活动轻易入刑法是短视建议取消

(三)侮辱、诽谤、威胁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不听法庭制止的;

  随后十余人又将记者强行拖拽至一楼保安室,在此过程中再次对记者进行殴打。而在保安室内,记者遭遇十余人用木棍猛击。殴打结束后,对方又强行将记者带至医院太平间。当记者被放出太平间时,对方拿着两千元人民币强行塞给记者,并要求记者“配合笑一下”,否则便是一顿毒打。

(二)殴打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的;

二、请求对《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第36条第(三)、(四)项暂缓增补,因为当前立法的时机并未成熟。

  昨日(12月6日)中午11点多,北京两名律师代理了一件湖北荆门市的征地案,在参加完庭审后正准备回宾馆拿行李回北京,突然被二十多个不明身份者围攻,两人都被打伤,有打人者扬言要将律师活埋。

二、《刑事诉讼法》并未作出相应修改,没有相应的配套的刑事诉讼程序,无法保障犯有《草案》中第308条、第309条的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例如回避制度是现代各国刑事诉讼法普遍确立的一项诉讼制度,由于刑事诉讼法此时未有相应的规定,根据《草案》的相关规定,如果犯罪嫌疑人侮辱、诽谤、威胁的是主审法官,则该法官此时是受害者,是利益攸关者,此时再由该法官审判量刑,则法官可能带有偏见,有违《刑事诉讼法》中建立回避制度的立法本意,无法保证审判的公平和定罪量刑的公正。

文丨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

  第四章第三十七条进一步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

综上,建议全国人大取消上述修改。

“有前款行为,泄露国家秘密的,依照本法第三百九十八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据悉,被殴打的两名律师是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律师顾冬庆、王志伟。顾律师称:“当时他们什么话也不说,就是打,我就往大厅跑,有五六个人把我架着往一辆商务车上拉,叫嚣着要把我活埋。到了商务车上,我看到有铁锹、布袋子。他们二十多人分两批,我和王律师每个人身边都有十多个人,我看到王律师被打倒在地上。”

第三,这条修正案与四中全会确定的司法改革方向背道而驰,不利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宏伟战略。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强化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知情权、陈述权、辩护辩论权、申请权、申诉权的制度保障。健全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的法律制度。”我国现实的庭审格局是,刑事案件中控辩双方控强辩弱,民事案件中审辩双方审强辩弱,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和律师的知情权、陈述权、辩护辩论权等诸多权利受到普遍压制,而这正是四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改革的部分。依照四中全会决定,未来应该努力构建以庭审为中心,在刑事案件中以法官消极中立,以控辩双方平衡为特点的庭审格局,以及在民事案件中以审辩双方相互尊重,以原告被告双方充分披露案情事实、充分陈述辩论为特点的庭审格局。

(一)聚众哄闹、冲击法庭的;

  反问号(微信ID:CFS-fanwenhao)发现,一般性地打架斗殴事件多以故意伤害罪和寻衅滋事罪处理,但如果暴力事件发生在记者和律师身上,其性质已悄然发生变化。

全国政协委员刘红宇:“扰乱法庭秩序”罪可能会被滥用建议删除

“司法工作人员、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泄露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中不应当公开的信息,造成信息公开传播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我要反馈

政协委员提案:建议删除《刑九》草案扰庭罪等

“有下列情形之一,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关于律师的合法权益保护

我建议取消《说明》第35条的修改,具体理由如下:

有人用回顾的方式统计了1997年修订的《刑法》第306条,尽管立法者至今也不愿意承认该条款是专门为律师而设置的,但该法条实施10年后发现,共有140名律师因该条款而涉罪,最终只有32例被判决有罪,单就这一条的无罪率高达约77%,该条文在司法程序中被错误使用的几率是最高法院正常无罪率的1167倍(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无罪判决率为0.066%,也就是说是万分之6.6)。可见,这一条款的确实已经被严重地滥用,其灾难后果明显倾落于律师执业群体。据此,执业律师群体对本次《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第35、36条的担忧提出了现实的理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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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该修正案入罪门槛如此之低,将使律师,尤其刑事辩护律师,在庭审中处于胆怯甚至恐惧之中,不敢畅所欲言充分为被告辩护,不敢理直气壮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或者指出庭审的错误,使得原本就失衡的控辩和审辩格局进一步向控方和法院倾斜。这将严重压制四中全会决定意欲强化的诉讼当事人的辩护辩论权,损害程序正义,阻碍查清案情和及时纠正庭审中的错误,最终导致错判和错案增加。

(四)有其他严重扰乱法庭秩序行为的”。

责任编辑:张建利

第二,这条修正案违反了刑法谦抑的原则。对于侮辱、诽谤、威胁以及其他干扰法庭秩序的行为,完全可以通过训诫、罚款、司法拘留达到惩罚效果而无须动用刑法。对于少数律师违规的执业活动应该通过律师协会行业纪律惩戒予以规范和管理,何况原来的《刑法》309条本就规定了入罪的情节,无须再进一步降低入罪门槛。

客观地讲,《刑法修正案(九)》涉争条款确实具有普适性。但我们注意到,大家对涉争条款的担忧和指正不光是因为条文的文字表达或抽离了具体语境的规范或设计本身有了问题,而沉重忧虑她在执行中被歪曲以至损伤了律师的执业权利,故而迸发了维护“律师执业生态”的呼喊。从当前《刑法修正案(九)》涉争法条本身来看,她已将涉罪主体放大到司法工作人员,亦将保护对象涵盖到诉讼参与人,最大程度考虑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础精神。然而,更多的执业律师提出,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在于实践,法律最大的价值在于实施,他们更关心谁来实施和如何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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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案编者按】来源大案公众微信号

当前审判是什么状态,律师强调,只有“出庭律师”才能感受到法庭和公权的傲慢。的确如此,在评判该条款的时候多是站在一线的“出庭律师”,他们列举了大量的现实案例来证明法庭的冷眼与迁延,自然就有了立场而不仅仅是观点。有律师提出,在法律的实施过程中,人们往往注意的是罪与非罪的结果,所以善良劝慰大家不必太过担心涉争条款的入罪后果。其实,执业律师内心明白,涉争条文即便通过并适用,其最终结果也如同306条一样宣告无罪的更多。但问题恰恰就在这里,一旦法庭可以借此可能并无后果的行动,根据其庭审的需要,随意就可以拿掉律师在法庭上的作用,那么律师执业行为就走到尽头了。在法庭这个特殊的环境里,老百姓并不愿意看到公权力对私权的一种恣意和霸道。否则,我们损害的必然是整个法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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