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关于中国在国际上的崛起继续成为国际上关注的话题。中国目前在国际上处于什么地位?中国的崛起对于世界来说是威胁还是机遇?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新加坡联合早报网5月27日分别登载学者文章,从历史背景、国际环境、自身条件等角度,讨论中国崛起与当年美国崛起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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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4月21日文章,原题:中国与美国:梦游中步向战争?中国领导人爱讲“和平崛起”,并花大量时间思考“过去的教训”。但上世纪让人相信中国和平崛起的理由并不多。相反,历史上新兴国家挑战主导国家地位的例子很多,通常最后导致战争。最能透视中美关系可能走向的例子是一战前的英德关系。如今,中美间竞争愈演愈烈,很像当初英德对抗:中美对峙也是权力分配和经济及意识形态因素的产物。美国政策精英如今对相对力量的转移惴惴不安。

  《金融时报》登载了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亚当·图兹题为《中国不会重演美国式崛起》的文章,文章认为,两次世界大战为美国崛起提供了独特条件,中国崛起不会沿循美国的历史轨迹。

郑永年 (进入专栏)
 

  经济上的竞争和意识形态的反感激起美外交精英的“中国威胁”感。政界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成就是其采取自私自利和不自由政策的结果。他们害怕中国的贸易和经济政策会损害美国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这也与1914年前英国对德国的担忧类似。

  以某些指标衡量,美国即将把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让给中国。有人说,中国领导世界的时代指日可待。文章认为,看看美国自己的崛起历史,便能明白一件事:权力不单单来自经济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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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对中国成功的担忧正在加深。冲突能否避免取决于两国的关键利益。对北京而言,答案直截了当。中国希望成为东亚(和东南亚)的地区霸主,想在自家后院确立地缘政治主导地位。对美国而言,如今在东亚的支配地位对其国家安全并无多大益处。毕竟,由于地理位置及压倒性的军力优势,美国是有史以来最安全的大国。

  美国的轨迹是前所未有的。作为全球政治领域一场地动山摇的大动乱,一战不仅仅将美国推向全球领导者的地位。甚至还首次创造出这一角色。

    

  那华盛顿为何要坚持维持在东亚的主导地位呢?根本原因是观念上的。美国想要支配该地区以确保其市场对美国的经济渗透和自由观念开放。中国被视为威胁,因为其存在本身就对美国安全所依赖的“门户开放世界”的观念构成挑战。

  始于1914年的这场冲突不是世界大战,而是中、东欧古老王朝之间的区域性争斗。一战在欧亚大陆各地推动了变革。1917年以来的两年里,东欧国家从覆亡的沙俄帝国领土中分离。现代乌克兰首次获得国际承认。

  
美国宣布“重返亚洲”,意在避免亚洲落入中国的势力范围,这是美国的长期战略意图。实现这一战略的方法和策略很重要。如果方法和策略失误,就会走向反面。如果从美国的自我认知、美国和亚洲盟国的互动方式、中国的崛起方式,以及中国和亚洲国家的互动方式来看,尽管美国在亚洲有所获,但失去更多。

  不夸张地说,对美国在东亚的最大威胁不是中国,而是美国的自由世界观的政策结果。美国的意识形态偏好是其对华大战略的强大动因。但这种大战略不仅令美中产生矛盾,更加剧了北京的不安全感及其对华盛顿意图和野心根深蒂固的疑虑。

  文章认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独立的反感可溯源至一战而非二战。1920年后俄国势力复兴,乌克兰与波兰联合入侵俄国失败、导致基辅落入俄国手中。

  
美国的自我认知是美国作为全球霸权的意识基础,也是“重返亚洲”的意识基础。在国际关系上,美国是道地的现实主义者,但在这背后是浓厚的道德主义情绪。所谓的道德主义就是美国把自己的霸权行为“道德化”。美国历来把自己视为道德的象征,是一个仁慈的国际霸权。所以,美国一直认为自己在国际社会做的事情是正确的,并且也认为其他国家都会接受。

  事实上,当初对于崛起中的德国,英国也曾进行过是采取遏制还是安抚政策的辩论。今天,在涉及中国的问题上,前者的观念占据美国外交界的主流。美外交界认为北京应满足于目前拥有的——或更确切地讲,华盛顿愿意让中国拥有的。但这种强硬政策只会坚定北京认为美国决意阻止中国崛起的看法。

  国际事务格局重组伴随着一个核心事实:美国崛起为世界头号强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英国势力范围广泛,但英国本身只是一个规模有限的强国。美国取代英国时,它的身份是民族国家。

  
例如,美国在把自身的地缘政治利益扩展到俄罗斯后院时,会对俄国说:“我是仁慈的,这样做是我的权利,而且对你不仅无害,反而有好处。”同样的,美国在把其地缘政治利益扩展到中国后院时,也会对中国说同样的话。当然,如果俄国和中国或者其他国家相信美国的话,世界会太平。但如果这些国家不信,美国会把它们“妖魔化”,并想方设法来惩罚它们。

  美国忽视中国对自身利益的看法,造成中美关系不信任和敌意上升。若真想避免对华直接冲突,美国必须做出艰难甚至痛苦的调整,采取接纳中国崛起的政策。▲(作者克里斯托弗·莱恩,乔恒译)

  毫无疑问,美国的影响力与它的富裕密不可分。它在19世纪70年代初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但经济实力本身不是权力之源:它必须被合理利用。19世纪晚期,美国甚至缺乏国民经济的最基本机制。它是世界经济的边缘一员,关税高得吓人,对国际金本位的贯彻也并不可靠。美联储直到1913年才成立。只是欧洲力量的自戕———一战的巨大财政成本和血腥战争之后的政治合法性危机———才为美国树立领导地位敞开了大门。

  
美国自我“道德化”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首先,美国文化是宗教文化,具有高度使命感,要改造世界,把其他国家都改造成为“更像我们这”(more
like
us)的国家。因此,和美国站在一起的便是朋友,否则就是敌人。第二,美国是被邀请做世界大国领袖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尽管美国已经崛起,但基本上还是个孤立的大国。是欧洲主权国家之间的战争(一战和二战)造就了美国的大国地位。欧洲主权国家为了欧洲领导权发生战争,战争后谁也没有能力来领导西方,新崛起的美国就被邀请成为领袖。

  文章总结称,这便是当前中国崛起与昔日美国崛起的差异。美国崛起的背景是一场全面战争,它耗尽了欧洲的军事力量,为美国确立其工业和财政力量提供了完美的条件。1916年索姆河战役所消耗的炮弹中,2/3由美国和加拿大制造并捐赠。当战争对一切传统上的合法性标准打上问号时,美国提出了民主制领导的主张。

  
第三,二战后,美国领导整个西方遏制苏联阵营的扩张,更是最终通过竞争促成苏联的解体。第四,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的确强大无比,其市场经济、民主自由、军事力量都是其他国家仿效和学习的对象。在国际事务上,较之其他国家,美国的体系确是比较开放和透明,其行为比较可以预期,从而使得美国积累了很高的信誉。

  但中国没有这样的机会。它的相对财政和经济实力远不及20世纪初的美国。主要的地区大国并不急于与它结盟。中国政府是否准备宣布开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新征程?肯定不会。

  

  毋庸置疑,中国复兴至少将是21世纪初期的关键大事。但美国获得权力之路表明,经济、政治和战略影响力之间存在复杂关系。此外,美国崛起的独特条件,即震撼了欧亚大陆的两次世界大战,很难在现时重演。

   许多国家不接受“仁慈霸权”

  一个世纪前,一战为华盛顿创设了世界诸强之巅的全新地位,美国在二战和冷战中的领导角色更是巩固了这一地位。

  
问题是,今天其他国家是否接受美国人的自我认知。如果接受,就没有问题,美国仍然可以像往常一样行为;如果不接受,美国就要改变其国际行为。答案似乎很清楚,越来越多国家并不能接受美国所认知的“仁慈霸权”。首先是俄国。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长期处于弱势地位,没有能力阻止美国的战略贪婪,任美国地缘政治利益扩展到自己的后院。但一旦俄罗斯国力恢复过来,就会想方设法去“收复”往日失去的地缘政治利益。乌克兰是最明显不过的例子。亚洲在发生的也是类似的地缘政治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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